【CPP114】訊：11月15日,，聯(lián)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,，以“中國活字印刷術(shù)”為名申報的溫州瑞安木活字印刷術(shù),，被列入2010年“急需保護的非物質(zhì)文化遺產(chǎn)名錄”。所謂的“急需保護”,，已然點痛了木活字印刷術(shù)的保護之虞,。今天，我們在浙南小村和隱匿已久的木活字印刷術(shù)“狹路相逢”,，驚訝之余,，是“原來你還在這里”的慶幸與感動；只是,，我們剛感慨完中華文明神奇的生命力,，便要開始憂心忡忡：木活字印刷術(shù)的明天，誰來守候,？
 

　　他們是最普通的手藝人,。刻梓修譜,，養(yǎng)家糊口,，在經(jīng)年累月離家謀生的歲月里，時光刻在他們黝黑臉龐上的縱橫溝壑,，就像木胚上雕刻的活字一樣分明,。
 

　　他們又是傳統(tǒng)譜牒文化和印刷技術(shù)的守護者。當人們以為古老的印刷術(shù)早已銷聲匿跡時,，在浙南一隅的溫州瑞安東源村及周邊地區(qū),，仍存有“譜師”這種職業(yè)，他們傳承了一整套木活字印刷術(shù),，替宗族修家譜,、理血脈，在日復一日刻字排版的生涯里,，無意間守護了華夏文明的一點星光,，令它一直在歷史長河里安靜閃耀。
 

　　11月15日,，以“中國活字印刷術(shù)”為名申報的瑞安木活字印刷術(shù),，被聯(lián)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2010年“急需保護的非物質(zhì)文化遺產(chǎn)名錄”。如今,，從事木活字印刷的僅有近百人,，王超輝、林初寅是國家級傳承人,，王釧巧是省級傳承人,，他們幾十年來圍著一方活字盤轉(zhuǎn)，掌握了全套技藝,。在瑞安,，這樣的譜師僅有11人,。
 

　　一頭扎進木活字行當里，總有各自的機緣,。探究目的,，近兜遠繞也離不了“謀生”這個最原初質(zhì)樸的動機。而幾十年后,，謀生之道被撐上一頂“非物質(zhì)文化遺產(chǎn)”的華蓋,，那就是預期之外的事了。
 

　　起源于白米飯的誘惑

　　走進東源村木活字印刷展示館,，王釧巧正在屋里刻木活字,。這是他三十幾年修譜生涯中極其平凡的一天。案上放著一版木胚,，8行,，13列,，共104個,，上面老宋體的字是剛剛寫好的，字跡工整,，墨跡未干,，他一個一個刻，落刀輕巧利落,。印家譜要用繁體字,；木胚上刻寫，還得把字反過來,；用來做木胚的棠梨木雖然材質(zhì)相對細膩,，但木頭有紋理，在上頭刻字力度甚難掌握,。見王釧巧舉重若輕地挪刀,，旁觀的我們?nèi)滩蛔�嘖嘖稱奇。他憨厚地笑著,，說：“熟練就好,。”
 

　　據(jù)王釧巧說，譜師的工錢比一般手藝人高得多,，三十幾年前,，修譜5元一天,，其它手藝大約1.8元一天,，到了現(xiàn)在，修譜的收入也是一般手藝的兩倍,。他入行的緣由既樸素又直白：“我們那時候,，讀大學是很遙遠的念頭,。初中畢業(yè)就開始想，學什么手藝好呢,？刻木活字和一般的手藝是不一樣的,，工錢高，還受人尊敬,，學刻木活字我可以頓頓吃白米飯,，學別的大概得吃紅薯。既然老祖宗傳下這個靠頭腦的技術(shù),，那我就好好學吧,，還能被人尊稱一聲”修譜先生“。”
 

　　人如其名,，他的確是個手巧的人,，學了兩年半就全會了，一個人挑副擔子就出去接生意,，客人不信任這個20出頭的年輕人,，他就去找人幫他“裝腔作勢”：“老婆的舅舅字寫得好，我把他找來,，裝作是我的老師,。我和他一起出去接活，別人一看他的字,，就放心了,。其實他只會寫字，具體修譜的活都是我干的,。”
 

　　王釧巧的修譜生意一直做得不錯,，他是當?shù)爻隽嗣�的頭腦靈活、勤奮好學之人,。出師后5年,，他花6000塊錢蓋了新房子，而他和同宗另外幾房兄弟居住過的老屋后來就賣給國家,，改建成現(xiàn)在的東源村木活字印刷展示館,。
 

　　溫州地區(qū)商業(yè)浪潮激蕩，問他想沒想過干別的,，他低頭沉思一會兒,，告訴我，有段時間想過要做賺錢更快的生意,，但是修譜更安定,，每年能賺多少錢，心里是有數(shù)的。“溫州人重視血脈,，所以重視家譜,，別人賺錢多了，我們的工錢也就上去了,。”
 

　　于是他靜下心來,。一把木活字，摸了35年,，如今五十開外的年紀,，同樣的環(huán)節(jié)，熟悉的工具,，那么多年也沒覺得膩：“年紀大起來,，心里更平靜了，不會有別的想法,。每天做一點,，做得好一點。”
 

　　王釧巧的同宗兄弟王超輝,，想法更瀟灑一些,。他倆年齡差不多，都是木活字印刷術(shù)主要傳承家族的后代,。王超輝也是20歲左右開始學手藝的,。“其實我腦子聰明，念書也不差,，但我喜歡自由,，一時想不透讀書的用處，還是學手藝吧,。泥水工之類的活太累,，學木活字修譜還能順便懂點文化和歷史，所以就開始跟師傅了,。”
 

　　王超輝對自己學修譜的經(jīng)歷很自豪,。“我從小就很喜歡刻字，沒錢買材料,，就從小溪里摸點石頭,，在上面刻自己名字。”入行后,，師傅夸他聰明,，說學一年可以抵別人三年。一年后他就真的出師了,，“雖然我手藝不錯,，但是年輕時候還是要謙虛，要常常請教老師傅。”
 

　　再有悟性的人也會遇到絆腳石,。修新譜時，客人提供舊譜做對照,，舊譜里有很多冷僻字,，譜序、跋,、傳記等譜文也都是用古文文法,，這些認讀起來很困難，也很難理解意思,。“我只能不停翻字典,，《學生字典》、《新華字典》都翻破了好幾本,。年輕時候腦子好使,，古文看多了也慢慢熟悉了。”
 

　　王超輝稱自己是“敬重文化的手藝人”,。年輕時脾氣急,，在外干活很辛苦，受了氣,，也會嚷嚷著“換行當算了”,，可是他始終舍不得修家譜時“文化和歷史的味道”以及木活字“古拙的美”，所以他最終也沒離開,。用他自己的話說：“年紀越大,，越覺得木活字修譜是很適合我的。”多年來,，他修譜的足跡遍布浙南,、閩北一帶，名聲在外,。
 

　　度過煮鶴焚琴的歲月

　　20多歲時,，手藝嫻熟了，卻碰上了特殊的時代,。70年代,，修譜是禁忌，尋根問祖的天然情結(jié)被時代挾持,，貼上了“搞宗派,、搞迷信”的標簽。
 

　　王超輝清楚地記得那幾年偷偷摸摸的日子,。他到別人宗族祠堂里修譜,，關(guān)上門偷偷干，一聽說有外村的陌生人來，話也不敢說,，門也不敢出,，就在屋子里待著。“木活字的工具不重,，我把它們用麻袋一裝,，就遮住了，別人看不出我是修譜先生,，我就挑著擔子躲進山里干活,。那時候到處躲，但很奇怪,，還真沒想過停下來干別的,。”
 

　　那些日子，王釧巧外出修譜,，也從來不說自己是東源村人,。他講故事給我們聽。有一次,，他修完家譜,，宗族里舉行儀式，要“把功德寄給祖先,，告訴他后輩在好好生活”,。因為被視為是“搞迷信”的事情，所以公社來抓人,。正月十八的后半夜,，宗族里有人一邊敲他門一邊喊：“先生趕緊跑。”大冬天,，他連夜跑到山野里,。“跑著跑著碰到了水流，我擔心牛皮鞋進水,，只好脫下來提在手里,，那時候一雙牛皮鞋可是要穿四五年的。赤腳過河,，別提多冷了,。”
 

　　這種情況一直到改革開放才逐步改善。戀土懷鄉(xiāng)的情感被壓抑了很久,，一旦解禁,，很多遠走海外的人也開始回國尋根，找譜師修譜的人絡(luò)繹不絕,，生意又紅火起來,。對比那些東躲西藏的歲月和如今木活字被保護,、被尊重的現(xiàn)狀，王超輝不止一次地感嘆：“比起以前,，現(xiàn)在能光明正大地修譜,，我一個農(nóng)村的手藝人還受到保護和重視，真的是從未想到的事情,。”
 

　　對于修譜的人而言,，這顯然是艱難的歲月，但聽他們娓娓道來,，倒是一番苦中作樂并且?guī)е�點新鮮刺激的經(jīng)歷。我們折服于這種堅守和膽識——他們竟沒在那時候想過換個行當,，而木活字修譜的技術(shù)也竟然在那樣一種煮鶴焚琴的非正常歲月里頑強流傳下來,。
 

　　王釧巧和我們半開玩笑地說：“其實那時候生意才好做呢。大家都偷偷摸摸,，信息不通,，我可以隨便開個好價錢。開放了,，修譜先生的價錢大家都知道,，我也不敢隨便開高價啊,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