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治出版物的大量增長

  大革命給弗朗什-孔泰帶來了印刷品傳播的新階段,。有力刺激印刷的兩大動力是宣傳和改變信仰的需要，這兩種需要主要來自兩大對立派系：一個是想要擊退“狂熱盲信”的愛國激進分子,，另一個則是絕不會被動挨打的反抗大革命者,。在這場浩大的意識形態(tài)斗爭中，雙方的武器都是印刷品,。傳播印刷品的網(wǎng)絡(luò)也有兩個,，一個使用的是革命當局的官方渠道，另一個采用的則是地下路線,。目標都是要控制農(nóng)村,。為了這個目標，雙方都到處散發(fā)小冊子,、小書,、招貼報和報紙等，而這些印刷品都直接觸及當下發(fā)生的各類事件,。

  我們是否能具體調(diào)查印刷材料的增長程度呢,？關(guān)于這段時期印刷品的完整清單還沒有編輯完成，但是已經(jīng)根據(jù)印刷商和出版日期進行了分類整理,。這些資料讓我們對印刷坊的情況有所了解,。1789年1月至5月，為三級會議而開始的選舉運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,，于是在弗朗什-孔泰出現(xiàn)了220種題目的印刷品（包括小書和小冊子）,。平均每個題目的印刷品都印制了1000份，所以出版總量達到22萬,。幾個月之后,，有關(guān)《神職人員民事憲章》（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）的辯論又催生了30種小冊子。所有印刷坊都忙碌不停,，另外在阿布瓦（Arbois）、波利尼（Poligny）和圣克勞德還出現(xiàn)了新的印刷坊,。

  將法國劃分為“�,。╠epartments）”的行政劃分政策將原來的弗朗什-孔泰分成了幾個省,，但還是有利于這種新的政府單位里的官方印刷商,。在貝桑松，自1784年以來就從事印刷業(yè)的安托萬約瑟夫· 西馬爾（Antoine-Joseph Simard）從省當局獲得了大量印刷費,，但他沒辦法接下所有訂單，所以省當局不得不再找其他印刷商（雅克弗朗索瓦·庫什［Jacques-François Couché］和讓弗朗索瓦·達克蘭［Jean-François Daclin］）,。從1790年11月到1794年夏季,，杜布（Doubs）省共花費5萬法郎來支付各種印刷賬單,。相同的情況也發(fā)生在汝拉的首府隆勒索涅,，在這里，德洛姆（Delhommes）的小印刷坊自1762 年以來就勉強支撐,，但現(xiàn)在的印刷產(chǎn)量卻增長了,。自1790年到1797年期間,，我們發(fā)現(xiàn)了20種不同的出版物，其中一篇于1794年11月30日在至高圣殿（Temple of the Supreme Being）發(fā)表的有關(guān)“誠信（La Bonne Foi）”的演講稿一次就印刷了3000份,。除了這些,，還有5卷12開本的《法蘭西共和國法律公報》（Bulletin des lois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，革命歷共和三年到四年［1794—1796］）和多卷4開本的《法蘭西法律》（Lois française）,，每卷售價4法郎,，這幾套書的訂單都是該省在1791年11月下的，并由不同區(qū)送達每個市政府,。而且,，所有新法律都要印制到招貼報上。1790年,，汝拉省的印刷支出達到3萬法郎,，占總預(yù)算的10%,。還有一個例子，革命歷共和三年（1794）,，剛在波利尼落腳的雅克維克托·貝通（Jacques-Victor Beyton）從阿布瓦區(qū)收到2500法郎的款項,，用于支付大約30種出版物（包括12張招貼報）的印制費，所有出版物的印數(shù)在40到650不等,。1794—1795年,，他還印制了《汝拉省歌曲年歷》（Almanach chantant du département du Jura）。

  所有印刷坊的產(chǎn)出量都在增長,，以滿足市政、省政,、區(qū)政和政治俱樂部的需求,，這些機構(gòu)都在通過印刷品來傳播革命觀念。而且,，意識形態(tài)的交鋒升溫很快,，各方都通過出版物進行反擊。在反對革命當局出版的大量材料的斗爭中,，反抗文學也發(fā)展了起來,。1791年6月1日，汝拉省政府得知,，“第三和第四次印刷的教皇訓(xùn)諭”在流通,，于是決定要印制2000份憲章主教在就職儀式上的演說稿，并“分發(fā)到每個市政廳,、每個神父或教區(qū)教堂主神父手上,，推薦他們在第一個星期日的圣會上宣讀”；如果神父不宣讀,，那么政府將派該市的檢查員在彌撒之后進行公開朗讀,。政府還建議每個公民“告發(fā)所有兜售、散發(fā)或組織散發(fā)煽動性和誹謗性材料的人”,。其實在1790年的秋天,，對新憲法滿懷敵意的出版物就已經(jīng)開始出現(xiàn)了。

  宗教形勢也助長了對大革命的反抗,。拒絕宣誓效忠新憲法的教士們和支持他們的網(wǎng)絡(luò)印制了大量小冊子,。拒絕效忠的教士們，不管是隱藏著的還是已經(jīng)被流放的,，都是抵抗力量的核心,；大約有2000名神父穿過了瑞士的邊境。那些躲在附近或偏僻地區(qū)的教士們雖然處于一個全新的形勢之下，但仍然堅持跟過去一樣寫作,。他們的許多作品在瑞士印制,，然后偷運到法國。1792年4月27日,，在蓬塔利耶附近,，“一個看上去像教士的外國人”在前往瑞士的路上“被捕了”。這名神父的身份很快就被揭曉,，名叫讓·皮埃爾·埃梅里（Jean Pierre Emery）,，是在汝拉附近的布雷斯（Bresse）地區(qū)的前克洛納（Colonne）教區(qū)神父。他隨身攜帶著一份待印刷的手稿,，標題是“人們的信仰或節(jié)選自《對宗教最重要之真理的思考》（Pensées sur les plus importantes vérités de la religion）的原則”,。埃梅里只是因此被捕的眾多人之一。

  拒絕效忠的神父們自身也是宣傳者和傳播者,。在蓬塔利耶區(qū)的布耶容（Boujeon）鎮(zhèn),，兩名神父的行為就“攪亂了這里的平靜，他們到處散發(fā)充斥著狂熱和煽動性格言的書籍”,。他們散發(fā)的還有一本標準的反憲章圖書《一名汝拉省神甫的最后講道》（Le Dernier Prône d’un curé du Jura）,。以這些神父為中心，很快就成功組織了支持性網(wǎng)絡(luò),，其中婦女扮演著重要的角色,。在皮埃爾方丹鎮(zhèn)（Pierrefontaine，屬杜布�,。�,，一個洗衣婦就“閱讀各種不好的書籍，而且與她能接觸到的每個人分享之”,。在古鎮(zhèn)（Goux,，屬杜布省）,，一名教師組織婦女集會,，并“從一個村莊流竄到另一個村莊，通過書面文字”煽動“狂熱盲信情緒”,。拒絕效忠的神父們的母親和姐妹們自然都是激進分子。人們肯定還記得,，在大革命之前的20年里,，神職人員就不斷從農(nóng)村人口中招募年輕神父，因此在農(nóng)村的婦女群體中自然就獲得了同盟軍,。1793年5月,，在格拉斯鎮(zhèn)（Gras，屬杜布�,。�,，一名拒絕效忠的神父的兩個姐妹被指控到處散發(fā)小書和簡報,。

  革命當局為了反擊散發(fā)“狂熱”小冊子的做法，就印制了更多各種各樣的材料,，包括招貼報,、演說稿、小書和論辯的報告等,。只要有人在某省或某區(qū)或者某個政治俱樂部,，發(fā)表了愛國演說，當局就命令印刷這篇演說稿,。印刷品的重要性被理想化,，其有效性從未被質(zhì)疑。地方上的印刷商印制立法文本,，還有公共安全委員會會議的議程摘要等,，這些與巴黎的任何一項決定都緊密相關(guān)。這些官方文件由各區(qū)轉(zhuǎn)發(fā)給市鎮(zhèn),，市鎮(zhèn)同時還會收到同樣數(shù)量的記錄各省和各地方?jīng)Q議的材料,。通過研究這些文件的路徑，我們可以具體實在地了解到革命當局的決議是如何得到貫徹的,。

  這些各式各樣的印刷材料送到每個市鎮(zhèn)上,，以便讓每個公民都了解情況——這也是為收獲自由必須付出的代價。奧爾南（Ornans,，屬杜布�,。┑难鸥髻e俱樂部出版了一篇題為《關(guān)于農(nóng)村的狂熱分子》（Aux Fanatiques des campagnes）的檄文，一版印刷了600份,，分發(fā)到整個區(qū)（1791年）,。1793年9月19日，杜布省政府投票決定,，免費贈送在貝桑松印刷的雅各賓派報紙《騎哨報》（La Vedette）給該省的所有市政府和政治俱樂部,。市政府官員接到指示，要“在每周日和假日的晚禱之前”公開地大聲朗讀,，因為這份報紙“以最純粹的形式闡述了共和主義的原則”,。于是，700份報紙被分發(fā)了出去,。

  對于雙方來講,，印刷材料都有著傳教布道的價值，并以前所未有的熱情被廣泛宣傳,。有關(guān)年歷的爭斗就例證了雙方的交鋒,，例如《跛足的信使》（Messagers boiteux）與在貝桑松和波利尼印制的共和派年歷之間的爭斗——《跛足的信使》在伯爾尼（Bern）和納沙泰爾印刷，然后秘密運進弗朗什-孔泰，但后來被省當局追查并繳獲,。